中华民族精神是高次元的中国文化传统。它指的是中国文化结构中的心理层面，包括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宗教情感、民族性格等等。近代中华民族精神，是指自1840至1949年这段时间内发生发展起来、迄今仍具有生命力的文化传统。认真地研究它的形成，对于理解和评价当代人们的精神活动，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近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首先表现在它的主要内容上。有学者将近代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概括为“进步”、“斗争”、“创造”、“科学”、“民主”、“大同”、“平民”、“人的解放”等八大观念或八种精神（《中国近代精神传统论纲》，《哲学研究》1991年第11期）。笔者以为这一观点是值得重视的。人们知道，历史上偶然发生的或稍纵即逝的文化现象并不能参与文化传统的构成；只有那些流传下来成为文化之“常”而又保持某种同一性的文化原素，才构成为文化传统。翻开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史，便会看到近代中国人很少有人不讲上述的的八大观念或八种精神。或者说，上述这些观念精神已经成为近代中国人的不言而喻的共识和坚定不移的信念。如果把近代中国文化传统比喻为“一条神圣的链子”，那么，上述各项内容就是这条链子上不可或缺的环节。同时，这些内容虽然都有着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根基，但它们又都同古代传统迥然有别。它们大都是从近代西方传来的新思想，富有现代化的意义，如“进步”、“斗争”、“创造”、“科学”、“民主”、“人的解放”等都是近代西方用以反映现代化的观念。即使是原属中国本土的观念，如“大同”、“平民”观念，经过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李大钊、毛泽东、鲁迅等借助外来文化的诠释，也具有现代化的意义，与古代传统大不相同。一种新的文化传统的出现，有两点是不可缺少的；一是它和以前传统的联系；二是它和以前传统的区别。近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既体现了与古代传统的联系，又体现了与古代传统的区别，因而不是一般的文化现象，而是中国古代的民族精神向近代民族精神转换的标志。
要说明近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仅仅分析其主要的内容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揭示其内容所共有的而又与古代文化传统相区别的基本特征。归纳起来，这些特征是：
第一，中国近代的核心问题是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它从根本上决定了近代中国人不得不进行一场前人难以想象的探索，前述近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就是这种探索的成果。
第二，近代中华民族精神是在解决民族前途命运的过程中形成的，这就决定了它的主题是爱国主义。近代中华民族精神讲“进步”，目的是要赶上西方的列强；近代中华民族精神讲“斗争”，其矛头是指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讲“创造”，是为了从封建主义的天命论、宿命论和经学独断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弘扬人的主体精神；讲“科学”，是为了破除封建蒙昧主义和迷信帝国主义的新的蒙昧主义；讲“民主”，既包括争取个人权利的平等，又包括争取世界各民族权利的平等，也是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相联系的。至于“大同”、“平民”、“人的解放”，其底蕴也都含有反帝反封建之义。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近代中华民族精神的爱国主义与古代爱国主义有一定差别。近代爱国主义的形成与帝国主义压迫奴役、封建专制王朝的腐败无能有关。因此它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反对帝国主义，另一个是反对封建主义。
第三，近代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都与中国近代社会主旋律——近代化的发展密切相关。如“进步”的观念，它一方面为参与近代化过程提供了必要的心理准备；另一方面又成为整个现代化进程及其理论所要追求的目标。又如“斗争”、“创造”、“科学”、“民主”等观念，它们为实现现代化开辟道路，提供条件，是实现近代化的手段。再如“大同”、“平民”、“人的解放”等观念，可以说都是近代化所要达到的目的。
第四，近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内容，又是近代中国变革的实践在精神上的体现。众所周知，构成近代中华民族精神的诸种观念，是西方传来的新思想与中国古代优秀传统融合的产物。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西方传进的近代观念，如“进步”、“斗争”、“创造”、“科学”、“民主”、“人的解放”等要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中生根、开花、结果，就必须在其古代精神中找到某种契合点，实现与中国古代传统的结合，使之中国化；另一方面，原属中国本土的观念，如“大同”、“平民”化的人格，要成为面向未来的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就必须借助外来文化的诠释，使其近代化。如此广泛地移植外来文化，把它们同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结合起来，这是中华民族兼容并包的开放精神和勇于变革的精神在近代的重大发展，是中华民族精神发展中的一个质的飞跃。
第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中华民族精神的诸种观念，在“五四”之后，都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诠释。这种诠释，有的虽不尽人意，但它终究留下了合理的积淀，这就是李大钊提出的“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统一”的命题和鲁迅概括的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学说。弄清楚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预示着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将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导。
我们揭示近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特征，是因为这些特征都富有近代化的色彩，显示出阶段性特征。我们之所以把自1840至1949年这段时间形成的民族精神称之为近代中华民族精神，其主要根据就在于此。
其一，如果说人们不可能割断传统，不可能在没有任何传统作依托的情况下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话，那么首先不可能割断的就是近代文化传统以及近代中华民族精神。其二，近代中华民族精神是在中西文化融合中形成的，它可以成为检讨中国古代传统和西方文化的有效参照系或价值标准，因为它自身就是中西文化相结合的典范。其三，近代中华民族精神为研究和理解当代人的精神创造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新视角，我们以邓小平理论为例来说明。凡是读过邓小平著作的人，不需多加思索，就会发现其主题是爱国主义，其主旋律是中国的现代化，其基本特征是改革和开放，其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这正是和近代中华民族精神相一致的。我们还发现邓小平理论中的许多基本观点与近代中华民族精神有着不解之缘。如“发展是硬道理”、“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等等。这些观点，我们都可以从构成近代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中找到其痕迹。由此，我们得到一点启示：认真研究近代中华民族精神，是深刻理解邓小平理论伟大价值的一个新视角，因为前者是后者的出发点和生长点。其四，近代中华民族精神还有更为积极的意义，就是它为我们提供了如何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经验和教训。民族凝聚力是民族精神的一种功能或作用。近代中华民族精神同古代中华民族精神一样，其核心是对理想的追求。它的凝聚力，主要表现在通过理想把全民族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为实现“大同”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而奋斗。那么，用什么样的理想来增强民族凝聚力呢？近代史告诉我们，要用李大钊提出的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统一的、个性解放和大同团结统一的那样的理想。因为这种理想把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结合为一，既反对那种与人依赖人的关系相联系的权威主义的价值观，又反对那种与物与物的依赖关系相联系的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因而，它是符合于人性全面发展的真理性的认识，是富于智慧和深远意义的。把它作为我们奋斗的目标，社会就会进步得快。不久前，江泽民同志在一次谈话中强调：“任何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一个主要是经济实力，二是要有一定军事实力，还有一个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我认为这是一种了不起的精神力量，这是一种国力。”这表明，党和政府已非常重视解决全民族的凝聚力问题。因此，我们应当切实学会运用理想教育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提高我们的综合国力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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